《論語》中曾記載，魯定公問政于孔子：「一句話可以讓國家強盛，一句話可以讓國家滅亡，有這樣的事嗎？」
孔子說國君說不正確的話卻沒有人違抗，也就近乎一句話讓國家滅亡。
孔子說的話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事實上，除了國君之外，文人的話也有這樣巨大的威力。
在一千多年后的北宋，蘇轍就寫出了這樣一篇一言喪邦的文章。
蘇轍這篇誤國的文章寫于紹圣元年（公元1094年），寫文的緣起則要追溯到熙寧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王安石變法的實行。
眾所周知，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通過一系列政治、軍事、經濟等方面的改革，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現狀，實現宋朝的富強。
兩宋一直是富而不強，到了北宋中后期，連「富」字也要打個折扣。因為此時北宋的「三冗」問題已經很嚴重，三冗即是冗員、冗兵、冗費。
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后周武將，一朝陳橋兵變當了皇帝，唯恐有人效仿他的做法，所以重用文官制衡武將，同時為了防止文官專權，又實行一職多官，以至于科舉錄取人數是前朝的十倍之多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冗員現象。
除了重用文人之外，為了防止武將作亂，宋朝還實行養兵制度，用國家朝政養兵，切斷武將和士兵的聯系。
這樣的軍事制度，不僅給國家財政造成了重大的負擔，也使得軍隊作戰能力地下，只能不斷擴充兵力，這就是冗兵現象。
冗員和冗兵造成財政支出的不斷增加，這就形成了冗費現象。三冗拖垮了北宋的財政，遼國和西夏又頻頻發動戰爭侵擾這個孱弱的帝國，所以到了宋神宗時期，變法勢在必行，而擔起這個重任的，便是王安石。
在農業問題上，王安石實行青苗法，在每年青黃不接之時借給百姓貸款，等到作物成熟再歸還。
在勞役問題上，改變輪流服役的制度，允許繳納免役錢免除勞役。
在稅收問題上，他重新丈量全國土地，按照土地的好壞征稅。
在軍事問題上實行保甲法，不干涉農民的正常耕種，只在農閑時集中對他們進行軍事訓練。
此外王安石還興修水利、改革科舉、整頓太學，立刻讓北宋王朝從上到下煥然一新。
改革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，王安石的變法雖然增加了財政收入，減輕了百姓負擔，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土地兼并，但也嚴重觸犯了守舊勢力的利益。
守舊勢力在朝堂上勢力很大，影響力頗廣，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實行，一場革新黨與守舊黨之間的黨政在宋神宗的朝堂上展開。
守舊黨以司馬光、歐陽修、蘇軾、蘇轍等人為代表人物，他們缺乏王安石那種「天變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」的勇氣，認為祖宗之法不可改，立國之本不可移，主張堅持宋太祖趙匡胤立國時定下的政策，不可輕易更改。
堅決反對變法。
雙方意見相左，寸步不讓，在朝堂上劍拔弩張，互相傾軋。宋神宗在位時，信賴王安石，支持他進行變法，新黨暫時得勢。為了壓制舊黨，使新政順利推行，新黨的章惇等人將舊黨許多大臣流放貶斥，大文豪蘇東坡就是受害者之一。
宋神宗死后，哲總年幼即位，由宣仁太后高滔滔代理政事。宣仁太后是守舊黨的支持者，主政后起用司馬光恢復舊制，新黨被完全廢除，支持變法的新黨官員全部遭到貶斥。
宣仁太后病逝后，年僅十七歲的宋哲宗親政，重新起用新黨官員，再度推行變法，舊黨再次失勢。
在王安石變法后的五十余年里，兩黨輪流執政，舊黨上台就將新法盡廢，新黨上台則摒棄舊法重新改革，兩黨你死我活，爭得不可開交。
漸漸地，新舊黨政不再是理念之爭，反而變成了意氣之爭，互相貶斥下放，弄得北宋朝堂烏煙瘴氣，官員只知互相攻訐，不知為民請命，釀成了許多禍端。
元祐九年，主理政事的宣仁太后高滔滔走到了生命的盡頭，年輕的宋哲宗終于拿回了他夢寐以求的權力。
宋哲宗十分崇拜自己的父親宋神宗，親政之后迫不及待將年號改為「紹圣」，意為繼承圣人的做法，這位圣人，自然是宋神宗。
既要紹圣，首要措施就是要恢復神宗時期進行的新政，他召回被貶的新黨代表章惇，想要繼續推行變法，卻遭到了一位大臣的激烈反對，這位大臣就是蘇轍。
此時的蘇轍不僅是舊黨代表人物，更是被宣仁太后提拔為宰相，位高權重，且有一眾擁躉，在朝堂內的勢力很大。
他見到宋哲宗起用章惇，于是上書寫了一篇「雄文」，，說元祐年間（宣仁太后執政時期）的政策，雖然有一些不當的地方，但沒有讓朝堂和天下震蕩。
緊接著，蘇轍話鋒一轉，開始批評宋神宗支持改革是錯誤的做法，父親有錯誤，哲宗這個做兒子的就要幫忙改正，而不是一味效仿，這才是圣人的做法。
一番話將宋神宗、宋哲宗父子都罵了，反而將宣仁太后擺得很高，已經讓宋哲宗氣得牙癢癢。
誰知蘇轍還不消停，又將宋神宗比作漢武帝，說漢武帝窮兵黷武，將國家拖入戰爭的泥潭，幸好漢昭帝即位之后重用霍光，才使國家重新穩定。
這番話相當于直接說宋神宗的變法差點釀成亡國的禍端，多虧宣仁太后廢除新政才拯救國家于危亡。
這引起了宋哲宗——宋神宗的狂熱崇拜者、宣仁太后的強烈反對者——的反感，哲宗不顧朝臣的激烈反對，將這位身居高位的宰相逐出京城。
蘇轍雖然被貶官，但舊黨的勢力仍在。他奏疏中所言獲得了舊黨的支持，舊黨開始阻撓變法。
于是在元祐年間好不容易被壓制的新舊黨政，開始在紹圣年間死灰復燃，而且愈演愈烈，逐漸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蘇轍位列唐宋八大家，文采斐然，人品也不壞。可是身處黨爭漩渦中，處處身不由己。
他的「雄文」本意是規勸宋哲宗停止新政，卻成為政治工具，使得原本沉寂的黨爭又呈現抬頭之勢，最終也掐滅了大宋復興的希望，可以說的上文人誤國比武人誤國更甚。
而他本人，也成為紹圣黨爭第一個犧牲品。
